以真人真事為出發，卻未受其敘事限制，綠葉劇團透過形體默劇的形式，鋪展各片段或輕巧或沈重的意象，詩意傳遞身體受束縛的困境和對自由行動的渴望，故事的格局也就不再只是對植物人的關照，而是給予更多生存議題的聯想空間。

身著白色緊身衣的男子，有如紮滿繃帶、苦不能言、身不能動的植物人，懸吊在半空中，無助卻又帶著憤恨不平的眼神凝視觀眾，從嘴裡吐出一顆顆藥丸。這是他以意志表達的控訴，當四個奇形怪狀的丑角玩弄他的身體之時，他最後的一點尊嚴只剩拒絕吞嚥。從此段落開始，每一段各有不同表現手法，傳達沈睡身體的內在騷動：光影表現醫療的暴力介入，從腦袋掏出物件述說夢想的簡單生活，蟑螂的爬行比喻苟且偷生、甚或人不如蟲，解離的身體好不容易尋回彼此，最後卻像代罪羔羊般活生生地被推入火爐內獻祭。結構完整、意象清楚。

在輕盈和嚴肅之間，四個丑角既像病體的化形、也像強制不可擋的外力。導演選擇以一具看來正常的身體詮釋植物人，而由丑角扮演想像與現實的世界，反倒更能象徵禁錮於身體內的意識，以及乖張扭曲的體制和壓抑下的異化。

然而，滑稽丑角「bouffon」的力量正來自直視畸形身體和嘲諷自我處境，憨呆天真同時狡猾邪惡，激發笑聲卻能在苦澀裡幽默提出尖銳批判。《我要安樂死》雖勾勒出對生命徘徊掙扎的基本想像，但因少了抉擇死亡的關鍵時刻並發揮丑角的觀點力道，而未能開啟死亡與自由真義之間的辯證。面對死亡，bouffon的詩意、自嘲和身體的詭奇應是要更能拓寬想像和辯證的場域。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對我而言，這比較像是一個尚在發展中的「狀態式」作品，什麼狀態？一個想要安樂死的人的心裡想像狀態，無法移動與言語，只能憑藉想像力，讓欲望馳騁。

開演前兩分鐘趕到牿嶺街，在門口就碰到以舞動穿梭於排隊人群的演員郭偉豪，稍作喘息之後，視野擴延到大廳裡的其他幾位演員，這些安排應該是要相對於無法移動的「斌仔」（台灣人更為認識的植物人應該是王曉民，1946-2010，1963年出車禍時是十七歲，直到逝世都未曾清醒，家人亦曾經為其爭取安樂死，但礙於法律而未果），動與不動之間，不只是一次意外的嚴重傷害，也是求生及求死之間的掙扎與拉扯，裡頭涉及許多非常複雜的問題。

一個小時左右的演出，當然不可能將這些「複雜」完全具現，劇組透過小丑、偶戲、影戲等形式，營造出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劇場畫面，包括懸空的人（崔永雄飾）口中不斷吐出藥丸；僅剩一顆頭、身體已經無法移動（很像一塊立方形的雕像），四位臃腫畸形的Buffoon小丑（郭偉豪、伍綺琪、孫志鴻、黃翰貞飾）從他的後腦殼不但拿出一些東西；分割空間的三道白色繩條；將斌仔直直地送入焚化爐。其餘大部分時間，多半是四位小丑的玩樂與戲耍。意象之間的意義連結並不是太清楚，甚至經常是形式強過於內容意涵，許多人大概要透過戲後閱讀節目說明冊才能夠比較確切地掌握，當下直觀的話，僅有概略模糊的輪廓，我則只記得幾個印象深刻的畫面。

然而如果再回到Buffoon這個形式與裝扮，從他臃腫變形的外貌可知這通常用在滑稽與鬧劇、低俗與醜陋當中，用這樣的形式來與安樂死做連結，仍可視為一種有趣的創意聯想，從斌仔的故事及自傳（鄧紹斌，《我要安樂死》，香港：三聯，2007，咬著鉛筆一字一句敲出十五萬字）當中，所反映出來香港政府與社會對於安樂死議題的官場荒謬現形記與社會給力眾生相（這些畫面也偶爾出現在王曉民還在世的台灣社會）。將安樂死的議題作為創作的出發點，這一點絕對可以肯定，但目前看起來像是尚未完全完成，以致於令人有摸不著頭緒的感覺。

我記得去年12月去香港看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熱血軀體」公開呈現的時候，黃俊達就已經以斌仔的故事做了一個solo演出，再到這次退居幕後編導，讓五位演員共同來呈現，也許還會有後續的創作發展吧！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故事簡單，表演樣式也簡單，大致上沒有甚麼太多特殊之處(除了演員服裝造型扭曲怪異較不常見)。但最精彩的是最後一幕，正要被投入火坑的屍體掙扎了起來。極具視覺與心理上的刺激，瞬間將故事複雜化，成了一件可以再思考的作品。但是關於作品與香港現狀的連結並無法查覺，參考張輯米的評論說法(見前一、二段)或許交代得過去。http://www.taipeifringe.org/StarContent.aspx?StarID=215

如此簡單的劇情，想像力與表現力是重要關鍵。

相較於一開始，以吊在空中的方式來表現癱瘓者的想像力，後來處理幻想與慾望的方法就太過尋常一般，顯得貧弱。

而關於表現力，由於整件作品都不說話(外星語、錄音不算)，身體與動作佔很大份量，其中有兩個身體用法值得讚美，我認為這是真正用身體的演出。一是被吊在空中些微晃蕩，只以眼睛緩慢掃描觀眾，直挺挺的身體。另一是，正要被拋入火中，抗拒的扭曲身體。其他多數時刻，偏向用手勢動作、表情、道具來「說明」劇情，身體只是移動的物件，太可惜!

其它意見：我很想看這個團的表現極限是甚麼。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節目單中，香港綠葉劇團《我要安樂死》的創作過程，可說是十分嚴謹與用心，進行了一年半的計畫共分七個階段。主導計畫的編導黃俊達，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在法國巴黎賈克‧ 樂寇戲劇學校完成兩年課程，還參與過彼得‧布魯克兩代（父、子、女）之導演作品。名牌一身加上漂亮計畫，這放在台北，大概就是會拿很多補助、會得到很多評論的那一種。

但是藝術創作不是豪門連姻，還要查是否有好背景和乖態度？雖然這個時代常把這些枝微末節當成重要大事，但是創作者若把方向搞錯、迷失於此，通常得不到太多創作上的樂趣（創作外的倒是可以得到不少）。

《我要安樂死》的好幾個片段都讓我動容，開場的簡單音樂和字卡、故事主角被吊在半空中動彈不得、剖開腦袋飄出物件…，充滿詩意與想像。但幾個簡單粗糙動作，就可能將詩意驅趕無蹤：粗魯對待嬰兒，還將他拋到場外；或者最後將主角暴力地丟到火葬鍋爐之中…。

對細節的輕忽，來自對整齣戲編導的方向掌握不清，雖然是真人時事的故事，但一直無法聚焦主角為什麼一心求死，如果想延伸隱喻香港的處境，那線索實在太少。於是四個「怪物」的遊戲，與皮影、偶、肢體…等等的形式使用，都成了獨立的片段，呼應不了故事。

演出結束，綠葉劇團非常想要跟觀眾做交流，這原本也是件好事，但是編導如果能花更多力氣，去回想曾經上過的賈克‧ 樂寇課程，願意在肢體的運用花更多的心思專研，答案可能就不喻而明了。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看之前，好奇，因為兩個因素，一是斌仔的故事，一是文宣提及的形體劇場和訓練過程。

斌仔21年來的求死意志，對應一味擁抱著生命熱情的積極人們，是個很值得深思的生死辯證問題，在生死都由不得自己的狀態下，他繼續存活的詮釋權又被他人取而代之，解釋為生命的自強不息，其實更深切反應是我們對他人苦痛的無感，卻又急於為生命尋求定義式的意義。

演出從斌仔處境出發，被懸置半空全身纏繞的他，由四個畸形怪誕的小丑任意搬弄，隱隱指涉了香港人當刻的狀態，只是之後的一個小時，多個段落不同形式的搬演，也停在這層生存之境的焦慮渲染中，感受多了，思辨少了。

近年常見很多留學回來的表演者，帶著一套表演系統，意圖從有架構的訓練再深化回表演的磨練和展現，然後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表演語彙，挺好的，表演者的不安於命，顯然會更刺激彼此在表演道路的探尋。

末了，想對看戲的自己說：「從訓練到呈現，演出語境的轉換，美學旨趣的轉化，表演韻味的轉移，這間中還需要多少可能的轉折，和沉澱，惦記再三。」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在看完這部戲之後，會讓我想到莫比斯的《潛水中》。很有意思的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語言指涉，只有傳單以及節目單，所以許多朋友皆私下聊著，交換剛剛看到的感受。回家後，看見許多網路上的評論或想法，竟然都與「香港現狀」有關。「我要安樂死」與「香港現狀」，真的好難聯想。可是仔細看了宣傳單、節目本導演的話之後，就似乎若有似無地有一些關連，雖然在劇中我其實並沒有看見隱喻的香港現狀。

因此，這種因為製作面所影響的觀後反應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宣傳單上面四個很大的字「我要安樂」，卻有一個大大的「死」藏於後面。「安樂」二字往往會與居住有所牽連，當一個比任何字都大的「死」在「安樂」後面時，視覺想像就可以聯想到居住的環境面臨非常大的危機，那麼身為台灣觀眾，自然也就會與近日香港新聞做出連結了。不過，因為我並沒有仔細觀看傳單，只是非常大略地知道這個故事，所以觀看過程中就不做他想。

雖然朋友說，那四個像是丑角，在歐洲是相當常用的形式，叫做Bouffon，是象徵一群扭曲的低下階層，常常在戲中用來尖銳地諷刺一些時事。但因為我對此形式並不熟悉，卻也產生其他的想像，或許也有所關連。我看到的是，四個雖然醜陋卻可以自由活動的肉塊，好像是從斌仔身上剝離出來而且不能控制的四個肉塊，他們與斌仔相處著、玩著，然而，劇中完全不能動的那個「斌仔」，則是斌仔的意識。

戲的一開始，一群演員與觀眾聊天、互動、彼此認識。接著，他們走向舞台，每個人拿出樂器吹奏著。其中一名演員將地上的木板一片片翻起，上面寫著一句句關於斌仔的故事，木板翻完，故事就要開始。我們看見原本的四個演員，在燈亮暗當中換成了肉塊。燈再亮時，一個全白的人被掛在空中，無法動彈，唯一能做的是從嘴裡吐出一顆一顆的東西。四個肉塊慢慢接近他，還試圖把吐出的東西塞回他的嘴裡，他卻連痛苦都無法表現出來。就好像他用嘴吐出了15萬字的訴求，外界卻要他吞回去。

還看見了斌仔腦中其實希望自己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可以踩在草地上，可以看書，可以在運動場上得冠軍，可以和一個女孩結婚，還可以坐上熱氣球。只是，現在的他，連成為一隻蟑螂到處亂爬最後還被人噴藥噴死，都可以是夢想了，因為他的下半身像是一座大石塊，動彈不得。成為蟑螂竟然變成一種渴望。

我們還看見他的腸子被拉出來，化作思量，成為一條好長的緞帶，這緞帶的軌跡像是那本15萬字的自傳《我要安樂死》，將漆黑的世界點上妝容。接著，斌仔想像四散的肉塊好像與自己的意識連結起來了，而且他想說話，他想說好多話。只是，回到現實是，他什麼也不能說，不能做。

時間跳到2012年年底，斌仔真的因病過世了。肉塊們將他包起來，一個送葬的儀式後就要把他送進焚化爐了。此時，斌仔卻沒死，而且還掙扎著，好像他從來就不想死！！肉塊硬是把他丟進焚化爐燒了，而此時觀眾席的燈亮，像是問著觀眾「嘿！你的心還活著嗎？火還在嗎？到死都不要放棄啊！」

香港的各個面向，對我來說，從來都是「熱情奔放，創意無限」，好像活力永遠沒有消逝的一天。《我要安樂死》一劇不僅不是在唏噓現今香港政治環境問題，反而是在提醒人們：連一個全身癱瘓的人，都還是那麼熱愛生命，那你們怎麼可以像活屍駭一樣呢？怎麼可以讓存在只是存在呢？

香港斌仔的求死，一直是在求生，他不忍心看著家人為了他而苦痛，於是希望能讓自己主動的「死」的這件事成為生者的喜悅。當然，這個故事可以從各種角度來看，但是創作者卻在香港的現今動盪局勢，用香港人過去的熱力四射的角度來撫慰人心，而這也是傳單中「具有普世意義的故事」的真義。

斌仔，你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還留在香港，沒有被燒掉，而今天，也帶到台灣了。


以下是節錄於《我要安樂死》這個故事的主人翁鄧紹斌斌仔寫給香港市民的信件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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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你好，我知道閣下日常工作繁忙，但我很誠懇地希望你能夠用少少時間把這封信讀一遍，因為我是用嘴巴含著筷子，指著電腦鍵盤好不容易才能寫信給你的。沒甚麼好奇怪，因為十二年多前的一次意外，除了我頭部可以稍為移動外，全身都是癱瘓的！我現在是住在××醫院，34歲的我，餘生都是不能離開這張冰冷的病床。

1991年的6月的時候，我祈盼著9月1日的來臨，因為我已畢業於羅富國教育學院，又剛接到某學校的聘請通知，將為人師，肩負培育下一代的使命，心情非常雀躍。怎料，於19日下午當我在預備畢業表演練習打空翻的時候，一個不小心跌倒，致令我終生殘廢！雖然當時急救及時，救了我性命，但我的中樞神經折斷了，導致我頭部以下的身軀不能動彈，連自我呼吸也不能，醫生在我的喉部開了一個小孔，接駁一部重數十餘磅的呼吸器幫助我呼吸，故此我說話不能發聲，只可用唇語和別人溝通。

每日活在孤獨、寂寞、無奈、痛苦當中. 每天24小時我都是臥在病床上，所有飲食、大小便、清潔、轉身、睡覺，全都是假手於人，做每一件事都需要別人的幫忙，我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廢人一個。全身癱瘓的我，無論在經濟或精神上都是家人的負累，70多歲體弱多病的爸爸，帶著他肥胖的身軀長途跋涉來探望及照顧我，近來他的身體健康日漸衰退，我真的不忍再看見年紀老邁的他為我奔波勞累。而且我賴以維持生命的呼吸器需要每年過萬元的保養費，這成為家人沉重的負擔。這樣負累家人的日子已經12年了，我的心從我出事後甦醒的一刻就一直往下沉，既然現實如此，我又為何要自己繼續痛苦地苟存？又為何要帶給家人不必要的負擔？

時間對我來說已經毫無意義，每天望著時鐘的秒針移動，一秒一秒的過去，我在等甚麼？原來是等死亡一刻的來臨，沉悶而冇意義的時間實在太多，我想終止這無了期的等待，可是我就連自殺的能力也沒有，每日都是活在孤獨、寂寞、無奈、痛苦當中，根本就是為生存而生存，這些精神折磨，不足為外人道。其實我覺得生命不在乎長短，而應是活得有用有意義。而且我認為對一個人生命的最大尊重，並不是不理任何原因硬要維持生命，而是尊重每個人自我的選擇。我曾向院方提出這種想法，要求醫生們為我尋找完成我這想法的途徑，但他們卻是拖延，遲遲的沒有理會我，我猜想是他們沒有辦法去扭轉多數人根深蒂固的原則。故我尋求民政事務處律師的意見，他提議我可向董建華特首求助，我便去信特首辦，但他將我的信轉到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等了兩星期多，只收到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一封敷衍的答覆電郵。我知道有些都是奉行普通法的國家曾有像我類似個案成功提出訴訟，而且得到勝訴，可以在自己選擇的時間有尊嚴地結束生命。因此我去信法律援助署，要求申請法援進行司法覆核，但署長以不是他們的工作範圍為理由拒絕了我的申請。

我明白這想法——「安樂死」所牽涉的問題廣泛，無論在道德、法律、人情等各方面都具爭議，但問題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有同樣想法的大有人在。親愛的議員，希望你能幫助我，在立法會上提出議案討論，將安樂死這概念加入香港法律條文內。據我所知，在美國、英國、荷蘭、澳洲、比利時等先進地方已經有類似我這種個案的法例得到通過。為甚麼不能在知識水平已與這等國家並駕齊驅的香港存在呢？

我只想將自己的命運重新掌握在自己手裡，可以自行決定何時而又沒有任何肉體上痛苦的、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祈望可以收到你的回覆。謝謝你的耐性。

祝

身體健康！

敬上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在烏克麗麗、直笛與口琴的音樂聲中，一名女演員靜靜的舉起一片片紙板，接續的說著一個無聲的故事。沒有任何怨恨或暴戾之氣，而是冷靜平和的控訴一則好心做壞事的事實：因為翻跟斗而頭著地的人，硬是被醫護團隊救回了，但從此就只剩下眼睛能動。「他」全身從頭到腳都是白色的，頭套是、臉色是、衣服是 (說它是衣服，倒不如說是繃帶纏著身體)，被吊起直挺挺的懸空在劇場中間，骨碌碌的雙眼在一片慘白下，更顯得有話想說。

劇裡有著四個身材畸形，操著聽不懂的語言的生物。他們還是有著人的形體與動作，但大部分時間更像是在玩耍與搗蛋。他們觀察這個慘白的傢伙，以他的身體為樂器擊打玩樂；又觀察他的腦袋，發現即使身體對外界沒反應，腦裡其實有片美麗境地；甚至像是在另一個時空一般，協助僵硬的軀幹尋回自己掉落在外頭的頭與手與腳。團隊利用影子與偶，以手工樸實的質感，帶出浪漫且令人嚮往的新生天地。開腦的一瞬間，腦裡飄出了美妙的音樂，悠悠地描繪出「他」對於人生的想望：在運動場上奪標、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而與真人幾乎等高的白色大偶，在找回身體後若有所思的端詳自己身上的每一部分，自在愉悅的跳躍與移動，更進一步與身旁的人互動，成就了令人感動的魔幻時刻。然而，身體終究是逐漸頹敗的，被強迫窒息的一瞬，天搖地動。生物群們驚恐的縮在一起，用著我聽得出來但聽不懂的粵語大聲宣示著些什麼。在一陣葬禮與驅魔儀式下，這個被困住許久卻仍帶著不甘的病人，被硬拖帶拉的送進火爐。

演出雖以一個想要安樂死的病人作主軸，但無法動彈、被四周嘲笑玩弄以至於侵害的情形，正好反映到九七香港回歸至今，港人們的尷尬處境：想做些什麼，卻什麼都不能做。等到最後猛地覺醒，發現一切已然太遲，只能任憑熊熊烈火吞噬自己。老實說，演出雖然好看 (特別是四名畸形生物的動作表情靈活有趣)，我卻沒被打動，一直處在冷靜觀岸的狀態。台港之間的相似度是很高的，香港對中國的焦慮在近幾年來也同時出現於台灣，甚至是今年初達到一定的高峰。不過，或許是選來依附的載體已有著一定程度的自身意義 (安樂死)，又或許是香港這20年的無力與無奈，並不是短短60分鐘的演出可以一戲道盡的。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

觀賞《我要安樂死》，純粹的是出自對劇名的誤讀；以為這是一場有關生命尊嚴、自我決定擇的黑色戲劇。然而看完之後，我訝然發現，這齣戲試圖討論的，似乎比那大得多；導演以一個真實香港全身癱瘓的運動員，在二十一年間要求「安樂死」的案例，延伸出一股求死不得的悲願，對照被侵害、羞辱和毫無尊嚴的苟活，隱約之間關照到97後香港社會的現實與焦慮；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看，格外憐憫也格外驚心。劇中人物以丑角的外型搭配gibberish的語言，抽離小丑表演中的趣味代之以怪誕，營造出極度詭異的劇場畫面，更搭配默劇、偶戲、皮影種種型式，暗喻疾病對病人身心侵蝕的狀態，正如被囚禁在一個倍受壓抑、操弄、生死不由自主的國度，並在清醒的那一瞬間，付之一炬。

其它意見：本劇畫面感相當出色，從純白懸吊者口裡一顆顆地吐出藥丸，人偶肚中拉出長長的格線將房間切碎，到被剖開的頭顱內緩緩升起熱氣球；以及演員傑出的操偶技術，將肢體拆散、拼裝再導入失能的設計，令人讚賞。而劇末演員們合力高喊了一長串，應該是粵語卻又一個字也聽不懂的宣言，似乎預告著一個新秩序的降臨；也許是我敏感，但在最後白病人被包裹著扔入火中時，隱約帶來一種過往香港從此消失的感慨。但平心而論，本場表演與觀眾間存在相當大的距離；似乎以太過濃縮時間和篇幅，去交代一個根本說不完的故事、情結。讓人在觀賞過程裡常感困惑，只能事後零碎地去腦補、想像，對於習慣或預期可以看到戲劇線條的觀眾如我，這場表演更像一個具備高概念的裝置藝術，美麗但冰冷。

演出場地：牯嶺街小劇場